有关解读林徽因与新文化运动之文，至今寥寥。人们似乎只愿她是闺阁绣楼里不经风雨的才女，抑或仰慕的只是沈从文所说的“诗一样的人”。我认为，她于新文化运动，有着割不断、读不完的历史情结，只是未引起关注而已。
林徽因早期的文学作品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新诗界中是占据一席之地的。她早期的诗作，大
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/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/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/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/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/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/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/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/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：/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。
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/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/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/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/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/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/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/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。
诗共两段，以“那一晚”开篇，连续出现3次，引出3个回忆的片断。以“到如今”作为承接，由回忆转入现实，又以太阳、阴影、红花儿、黄花儿等一系列意象，表现诗人所思所想，化无形的思绪为有形的象征物，形象生动。第二段，以“那一天”开篇，表示由现实转向未来，是全诗的高潮，诗人的情感喷涌而出，并运用丰富的想象力，用箭、鸟鸣、花影来表达自己沉埋的思念、热切的盼望。全诗由回忆引入现实的思绪、转入未来的期许，情感虚实交融，层层推进，自然流畅。这首诗的遣词造句也十分精妙，每两句尾字押韵，加上那一晚、到如今等起首词的重复出现，使得整首诗读来悠扬回转、极富音乐性。
我对林的作品十分喜好，书桌上总保留着她的一帧黑白相片。相片中的女子素面朝天，伏案凝思。身旁一盏瓷座的台灯，透出幽幽光亮。她静静地望着那光亮处，双手搁在一本摊开的厚厚的大书上，似在思索着什么，眼神楚楚动人。右下角题：1934年林徽因于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。那年，林徽因30岁，已是一双儿女的母亲。这位活跃于二三十年代诗坛的传奇才女，留下了无数张美丽的倩影，但相比她少女时代清纯无邪、娇美如花的容颜，我更爱她为母后的清雅明丽。
林徽因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陆官巷。她生长在一个具有维新意识的旧式大家庭中：祖父林孝恂是光绪进士，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，他资助青年赴日留学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；父亲林长民两度赴日留学，习政治法律，通中学西学；堂叔林觉民、林尹民，均为黄花冈革命先烈。16岁，她随父亲游历欧洲，旅居伦敦，后赴美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。这些经历，让徽因的学识、心性、文字，时透着北平朱檐琉瓦的旧时月色和康桥浓荫碧水里的幽幽桨声。
美丽的女子身边总不乏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，何况林又才华横溢。与徐志摩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初识，惹得这位大诗人对她情牵半生，抛弃发妻张幼仪，结局她仍嫁为他人妇，徐终生视其为缪斯女神和红颜知己。最终志摩因赶去参加她的演讲坠机身亡，令林徽因痛彻心扉。徐志摩去世后，她不断有诗文对其缅怀纪念。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她是青梅竹马，一同赴笈美利坚，终为伴侣，一生对她宠溺有加。
在被无数传记作者、小说家和编剧反复咀嚼和津津乐道的感情纠葛中，林徽因对徐、梁两人的态度始终是争论的焦点；真相也犹如雾里看花。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，我无从评论。但我始终认为，传统与现代的冲撞和交融，是把握那个时代人物命运的主线，对林徽因也不例外。
徐志摩对她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。少女林徽因的心绝不可能如一池死水，必然荡起层层涟漪甚至波澜。梁思成对她来说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，相近的家世背景、素养和学识，意味着安定的生活、有尊严的社会地位。她可能犹豫，可能徘徊，甚而痛苦分裂，但长久以来的家训和教育，最终战胜了如流星般一闪而过的感情冲动。
人们常惋惜徐志摩那段包办婚姻，不禁臆想若徐林二人在康桥相遇时男未娶会如何如何。即便如此，我认为林徽因依旧会选择梁思成。尽管当时的林徽因未经世事，但旧式大家庭三妻四妾的生活，已在她早熟的心中投下了阴影。生母与父亲貌合神离的婚姻令她明白婚姻不能仅依靠感情的契合，共同的志向和人生道路，才是她追求的幸福之旅。而这恰是梁思成能够给她的。面对徐志摩西方诗人式的热烈追求，她清楚地看到“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，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音，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”。确实，她无法像志摩那样，浪漫到底。她的性格中交织着性灵与沉重、浪漫与现实，正如她终生热爱的建筑学一样，是一种美与科学的结合。
相比对林徽因爱情和婚恋之种种热议，她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论说，便显得门前冷落。
林徽因除了写诗，创作的小说虽仅留下六篇，但可以说篇篇是佳作。处女作《窘》，透出她在人物心理描写上的细腻、精巧、多层次的功力；《钟绿》、《吉公》、《文珍》以及最有名的《九十九度中》等作品中，林徽因非常关注京华烟云中各色人物的理想与挣扎。她的小说，读着流畅、清新。其娴熟的手法，多源自于英美求学时代阅读西方文学的功底。如果林徽因能坚持小说创作，我想，其成就恐在张爱玲之上。只可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避乱西南的林徽因身心交困，失去了安稳的创作环境。她生前未有单印本的诗集和文集出版，最早的《林徽因诗文集》，直到1985年问世。
最令人惋惜的是林徽因唯一的剧本《梅真同他们》，本是四幕剧，只完成了三幕。剧中心比天高、身为婢女的梅真，敢爱敢恨、聪慧婀娜。当时业界评价很高，美学大家朱光潜赞其为“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”。梅真等人的命运究竟如何，林徽因戏言：“梅真参加抗战去了”！这像是一句双关语，透露出她对人物命运和自身命运的无奈，也成为当时不少读者，如今许多研究林徽因的学者，永远的遗憾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只能作如是观：因为诗歌、文学也许只是她众多兴趣中的一种，林徽因人生的最后30年，都奉献给了中国建筑事业。她以诗人的眼睛和心灵，发现了古建筑中灵动的神韵，也铸就了她在诗歌之外的另一片辉煌。
如今忆及她的文学生涯，除了积极从事新诗和小说的创作外，林徽因还是新文化运动不可忽视的文化推手。她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重镇之一的“新月社”的重要成员，诸如泰戈尔来中国，几次重要的文化盛事，都能见到林徽因的款款身影。她的家世背景、学识经历、品行和魅力，使新文化运动的众多主要人物，与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：如胡适曾称其为“中华民国第一才女”；金岳霖把她称为“中国的曼殊菲儿”。我想，一部五四后的新文化史，不论是竖着写还是横着写，围绕林徽因周围，似有着无形的磁场，俨然成了新文化运动战士们相聚畅谈的桃花源。在她面前，没有政治立场、没有党派门户――她只单纯地欣赏新文学作品中的美和真。
林徽因非常喜爱沈从文的小说。因撰写《王世襄传》，我曾访谈过他。王世老94岁时，在迪阳公寓的家中，还不无神往地与我聊及抗战时期，他与梁思成、林徽因同住李庄时期的生活。他说，林徽因曾问他是否爱读小说，当得知王世襄未曾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时，她大为诧异，极力向王世襄推荐沈的几种小说。也许，在沈从文小说中，那深深根植于民间的乡土情怀，强烈地吸引了她。因为，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，使她产生了神秘感。她高度赞赏沈从文小说的艺术性，给予当时这位闯荡北平的“乡下人”以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帮助。萧乾斑斑白发时，还忆及自己的文章被林徽因赏识、受邀初至梁家的往事，惊喜和得意，溢于言表。当时寓居北平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，也是林徽因家的常客。
如今，我们只能从那一代文人零零爪爪的掌故中了解林徽因的趣事，想象她的机趣、妙语和率真无矫饰的性情。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人匆匆走了：伦敦寓所里林徽因曾拥被夜读的炉火冷了；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曾被冰心讽刺为“太太的客厅”里的茶香淡了；真光剧院里美丽的齐德拉公主缓缓谢幕；四川李庄病榻前，低低的读书声听不见了……香山“双清”的霜叶却仍年复一年地红于二月花。重读她的诗作，是想拨开围绕在她身边爱情婚姻的种种故事，单纯以诗人名义，去怀念她，也是为了留住那个年代最真的一缕暗香。
